这里有请郭萍更重视《政治自由主义》的进路。
所以，历史陈述过当，会给人以一种躺在历史记账本上偷懒就可以走向未来的幻想。人们希望通过宗祠重建，能够把以往的乡村制度、乡贤身份重建起来。
但说提问成功实际上也就埋伏着没有解决问题的潜台词。这就使得争论的三派变得更冷静一些。而且如果以明清之变，来解决现代性之变的危机，那就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还指出：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
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开始参与政治。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主要是培养官僚，同时也是最高学术机构，还担当了传播主流文化的功能。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
就此而言，韩非的上述言论的确是入木三分地点出了孔孟儒家的致命伤。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事实上，只有在西周时期的姬姓统治集团内部，才会由于分封制的缘故出现家国一体、忠孝合一的局面：各位诸侯对于周天子的臣服顺从，从血缘角度看属于子对父之孝，而从业缘角度看则同时又是臣对君之忠。此外，孟荀思想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常说的性善还是性恶之分，而是首先在于事亲还是忠君才能为大。
不过，一旦超出了这个狭小的范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某位普通民众对于自己父母的孝，很可能与他对于朝廷君主的忠相互抵触，以致他要是想尽孝就不得不放弃尽忠，要是想尽忠又不得不放弃尽孝，结果陷入类似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忠孝不能两全之中。[3] 换言之，导致儒家在汉代以后复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的最重要因素，与其说是它对教育的垄断，毋宁说是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在寻求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时，从其他思潮（包括法家）那里转向了儒家。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一段论述已经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儒家后来受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君主至上忠高于孝：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于是，经过这番严密的论证，礼莫大于圣王的至上信条似乎就有理由取代事亲为大的至上信条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儒家大师们在处理忠孝不能两全的二难困境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孔子和孟子强调孝高于忠，主张舍忠而尽孝。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的一件事就展现了这种难逃禽兽嫌疑的困境：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5]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还把这类现象归因于这些君主在接受了儒家的垄断教育后就变得道德高尚起来，一心只想聘请那些特别关怀人民安居乐业、却对自己保持独立姿态的儒家政治精英作为教师、顾问或朋友，却将那些趋炎附势的妾妇式大臣拒之于千里之外，未免就有些天真了。《荀子·子道》甚至还宣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诚然，荀子在世的时候也没能让自己摆脱不能用的处境。
儒家对教育的垄断也许是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再度崛起的唯一要素，他们成了……体制中权威合法性的辩护者。（《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 朱子《论语集注》，释子张问十世章有曰愚按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云云。
② 再如，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也从一个角度涉及到了孝与忠之间的对立矛盾：君子由于要对死去的父母尽到孝子之心、恪守三年之丧的缘故，不得不放弃他对在世的君主所承担的忠臣之责，甚至有可能因此导致礼坏乐崩，所谓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例如，孔子主张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从文本关联看直接针对的就是叶公主张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所谓阴法主要是指三纲不动声色地汲取了法家的核心理念，既肯定了君臣关系对于其他人伦关系包括父子关系的至上地位，又肯定了君主对于臣民的绝对权威。有鉴于此，在荀子以及董仲舒的理论努力之后，儒家终于能够在古代社会里长期享有独尊的地位，便一点都不奇怪了。反讽的是，儒家大师荀子教导出来的法家弟子韩非，后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孟的这种舍忠而取孝态度会将儒家置于怎样棘手的困境之中：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但悲剧的是，尽管在理论上异口同声地强调以道事君，在实践中异步同趋地周游列国，这两位很希望受重用的儒家圣贤，穷其一生却几乎没有得到君主们的青睐，更不必说让自己的理念像后来那样成为朝廷独尊的意识形态了。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看到了父子相隐的亲属利益会与忠于君主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却几乎没有意识到它首先损害了羊被偷走的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
再来看实践中的危机：尽管孔孟从未否认过忠君的意义，甚至也将其看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但他们在冲突时采取的舍忠而取孝态度无疑会冒犯大权在握的君主们，因为后者稍微反思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孝高于忠、家高于国的立场会鼓励臣民们为了他们父母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作为君主的利益，从而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荀子的这些突破了孔孟血亲至上信条的原创性论证，特别是他有关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从义不从父的说法，不但清晰地规定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天地君亲师的严格排序，而且也为朝廷养活了老百姓皇上比父母还要亲等流行口头禅提供了文化理念的积淀基础，以致后来谭嗣同曾严厉抨击荀学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仁学》卷二十八）。
既然以这种方式授予了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儒家又何愁不能摆脱孝高于忠带来的不能用困境，成为朝廷钦定的受重用的正统意识形态呢？就此而言，荀子对于儒家的巨大理论贡献，尽管赶不上孔子以及孟子，③ 却显然不在孔孟之外的其他先秦儒者之下。③关于孟子为什么能够凭借其原创性贡献成为儒家亚圣的问题，参见刘清平：孟子何以‘亚圣？，《人文杂志》2014年第10期。
不过，正如儒家大师荀子教导出来的法家弟子李斯精辟指出的那样，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由于治理多民族大国的需要，儒学也就成了元代的国学。
……由于儒家经典被采用充作核心课程，孔子被崇奉为学校的保护神，儒家伦理也就变成了招募政治精英的社会标准。可是，他却置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于不顾，依然将这种汉代才开始形成、并且终于把儒家推到了独尊地位的观念附会到孔子的名下，甚至据此进一步指责佛老之学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严格说来，杜维明接下来指出的另外一点才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 周围的一些其他力量——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肯定也有助于儒学的所谓复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按照前面的分析，他之所以这样无视事实地暗度陈仓，或许就是由于他隐约地察觉到：倘若不以这种牵强的方式将王道三纲与圣人直接关联起来，帝王的偏好、主要大臣的兴趣、官员的关怀就很难聚焦到他选择的《四书》之上，将它们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尤其是使儒家成为培养中国官员的重要工具招募政治精英的社会标准占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
[4]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在征服中原的同时也为成熟的汉文化所征服。儒家历史上有一个反差鲜明的奇特现象，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充分解释：一方面，被儒家公认为至圣亚圣的孔孟在世的时候，长期处于司马迁所说的不能用的尴尬状态。
因此，这个案例不仅涉及到儿子对于偷了别人羊的父亲的孝顺之心与他对于羊被偷了的受害者的仁爱之心的矛盾冲突，而且也涉及到儿子对于父亲的孝顺之心与他对于君主的忠诚之心的矛盾冲突：要是为了孝顺父亲隐瞒父亲偷羊的罪行，就会破坏社会生活的秩序，导致自己作为臣民对于君主的不忠。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他能够超越与孔孟关系更密切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在先秦儒家中一举成为有资格与孔圣孟贤并肩鼎立的第三号大师级人物。
……儒学在逐渐变成占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之后，不再是孔孟学说了。换言之，从父子有亲与君臣有义出现冲突的角度看，孟子与孔子完全一致，在赞成大亲灭义的同时，却拒绝了大义灭亲的做法，从而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的血亲至上原则一以贯之地落实到了忠与孝的关系之上。
结果，这些主张虽然缺乏荀子那样的系统论证，其精神实质却等于是不约而同地宣布：在忠孝不能两全的二难悖论中，人们理应采取舍孝而取忠的选择，为了维护君臣有义不惜放弃父子有亲，所谓大义灭亲。但是，尽管宰我的这种担心颇有理据，孔子却依然严厉斥责他不仁，从而表明了某种与他在父子相隐的案例中根本一致的态度：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为了维护血缘性的父慈子孝，不惜付出业缘性君惠臣忠的代价。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人要维系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都必须承认这个唯一本根的为大意义，不然就是忘本的禽兽了。
④ 至于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是大义，当然也像荀子主张的礼莫大于圣王一样，首先是针对孟子的事亲为大莫大乎尊亲来说的，力图彰显君臣有义的王事要大于父子有亲的家事。也是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才明确主张：在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情况下，舜应当将父亲窃负而逃，结果不仅在乐而忘天下中放弃了自己为民父母的天子职责，而且也在终身欣然中放弃了他与皋陶之间的君臣有义，以致这位秉公执法的臣属无从将瞽瞍绳之以法（见《孟子·尽心上》）。
当然，杜维明的这段描述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从武帝时代起，儒家学说成了培养中国官员的重要工具。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以及有若主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三、舍孝而取忠的荀董儒学 对于儒家来说幸运的是，在历史的拐点上似乎并不缺少顺应时代的改革人物。……以尊父与尊君相结合，遂使独夫统治天下之局，特别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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